很多人聊起印度的大国梦，都觉得就是喊喊口号而已。但印度自己的核心精英，早就把话讲得明明白白，要摸进世界大国的门槛，第一件事得搬开身边挡路的石头。这个心结不是最近才有，从印度独立那天起，就种在了几代精英的骨子里，到今天都没解开。 早在上世纪中期尼赫鲁掌权的时候，印度心气可太高了，当时就想当亚洲的领头羊，靠着不结盟运动在美苏两边左右逢源捞好处。1954年中印还一起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那时候印度精英还把中国当能一起打拼的伙伴，边界矛盾就是埋在地下的隐忧，没放到台面上说。 1962年的边境冲突，直接把印度的美梦打碎了。当时印军高原补给跟不上，输得彻彻底底，尼赫鲁的亚洲领袖梦直接凉了，也给印度几代精英心里刻下了抹不掉的疤。从那之后，只要聊起印度的大国前途，北方邻居这个名字，必然会被拿出来反复说，对华警惕也成了印度战略思考里甩不掉的底色。 进入21世纪之后，两边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，印度的焦虑也跟着翻了倍。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五倍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度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能打的。莫迪当年上台的时候雄心勃勃搞“印度制造”，目标是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拉到25%，折腾了这么多年，这个比例一直卡在14%到15%上下，根本上不去。 军费这块差距更明显，中国军费规模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多，自研装备的比例还在一直涨。印度不一样，主力武器基本全靠买，俄制法制美制装备混在一起，被大家吐槽是“万国牌”，连后勤维护都能让人头大。不少人觉得印度追不上是因为腐败或者开放不够，两位印度知名学者的研究，结果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 前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和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卡普尔教授研究发现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就已经明显超过印度工人了。这个不起眼的起点差距，刚好撑起了中国后来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基础。流水线作业要求工人能看懂简单指令，识字算数的劳动力刚好能满足，承接外资转移的时候自然顺风顺水。有基础能力的工人后来还能自己创业开小企业，又推着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。 光有教育还不够，中国经济起飞还有两个关键东西，这俩刚好是印度学不来的。八十年代中国允许本土企业家下海，也给外资敞开了大门。有意思的是，印度九十年代也搞了自由化，后来力度还越来越大，两国经济自由度的得分其实差不了多少。这个点其实说明，光靠自由化解释不了两国的差距。 对于底子薄人口多的穷国来说，要想跑着增长，就得拿出足够快的速度投资生产性资产。中国的做法是让国有银行把低利率信贷，主要投去基础设施和制造业。印度也想抄这个作业，银行也在国家手里，也给本土大企业家放了很多贷，结果完全不一样。 印度的那些大企业家拿到钱，根本没把钱花出效益。2013年前后，中国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开疆拓土的时候，印度一大批企业直接撑不住倒下了，国有银行也被坏账拖到了崩溃边缘。后来拉詹当央行行长清理了很多坏账，莫迪上台后也在基础设施砸了不少钱，印度投资环境比过去好不少，但就是达不到中国那种能催生奇迹的程度。 还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FDI。FDI不光带来钱，还带来了高效工厂的运营经验，这种经验课本上学不到，只能在真实的车间里攒。还能带来外汇，用来进口关键的生产设备。这点中国做成了，印度几乎是完败。 为啥中国能做成印度不行，拉詹把原因落到了地方政府身上。中印都是大块头的分权经济体，教育投资招商这些事，最终都要地方来落地。中国地方官员的考核核心就是搞经济，搞得好就能升，加上土地出让是地方财政的一大块，基础设施建好土地才会增值，大家自然拼了命修路搭桥抢项目。 拉詹书里举过个真事，一个印度商人去中国的中等城市考察，副市长亲自去机场接，当天就带他看了选址，转头就去了市长办公室，需要的所有文件都提前填好了，有问题当场就能协调解决。马斯克在上海建特斯拉工厂，当地官员把所有障碍都清了，创下了全球都少见的建设速度。换去印度，中央天天喊着欢迎外资，地方官员动不动就拿各种繁琐法规卡你，故意给你制造麻烦。 卡普尔教授还点破了印度地方政府不好使的深层原因。印度政府的人手配置完全反过来，中美都是雇员主要在基层，印度刚好相反，大多数公务员都堆在邦一级，县乡镇的编制少得可怜。哪怕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很多地方的岗位还长期空着，一些最穷的地方连中央拨的钱都花不完。 种姓制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渗在骨子里，法律上早就废了，实际还是很多地方的潜规则。开国的时候担心地方太强，故意把权力往上收，地方官员的激励方向也和中央对不上，很多面向底层的福利政策落地就变味。甚至有政府岗位因为候选人的种姓不对，故意一直空着，之前比哈尔邦几千个工程师岗位空了很久，就是因为合格的大多是高种姓，出身低种姓的邦长不愿意录用。 还有就是卡普尔说的“早熟的民主”，国家还没攒够制度和经济条件，先搞了普选。公共服务质量差，有钱人就去用私立的学校医院，之后就不愿意多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