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国企老职工、企退老人一辈子心里都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。在上世纪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前，他们在工厂一线上班、吃苦奉献，连续工龄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。同样是国家认可的视同工龄，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年限核算规则、视同缴费指数体系不一样，还有配套强制职业年金；企业这边多数地区视同指数固定为1.0，核算出来的过渡性养老金常常存在明显差距。一大批企退老同志不断发出呼声：视同缴费工龄，应当统一规则，和机关事业单位采用同一套标准核算待遇，同等劳动贡献，待遇核算一碗水端平。 我们先把视同缴费年限到底是什么讲明白。 视同缴费年限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安排。在还没有实行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的年代，职工不用每个月扣养老保险，但是国家承认这段连续工龄，等同于已经缴纳了养老保险，退休的时候折算进养老金，发放过渡性养老金，用来补偿那段时期没有个人账户积累的问题。 企业这边，各地大多是90年代中期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在这之前符合条件、档案齐全的连续工龄，才算视同年限；机关事业单位是2014年10月养老制度改革，改革之前在编人员的工龄全部算作视同缴费年限。制度改革时间节点不一样，是第一层差异。 更关键的差异，在于视同缴费指数。指数是核算过渡性养老金最重要的参数。机关事业单位中人的视同指数，和改革前的职级、职称挂钩，科员一般1.0起步，科级、中级职称大多在1.2到1.4区间，职级更高的指数更高；而国内多数省份，企业退休人员的视同缴费指数统一按1.0核算，不区分早年的岗位、技术等级。同样一段视同工龄，两套指数标准计算，过渡性养老金很容易拉开差距。 除此之外还有很关键的一项补充养老：机关事业单位同步建立强制职业年金，2014年9月前的视同年限，一并纳入年金视同缴费，退休之后按月额外发放；而企业年金属于自愿建立，覆盖率很低，绝大多数普通企退人员只有一份基本养老金，没有这一块补充收入。多重因素叠加，同样总工龄，最后的到手养老金差距，让很多老职工难以接受。 老人们的诉求，逻辑其实非常朴素：工龄是实打实干出来的，贡献是在那个年代一起为国家建设做出来的。既然国家都认定为“视同缴费年限”，同样是国家认可的工龄，就不该因为退休身份不同，执行两套核算体系。 不少老职工说，当年国企职工同样承担生产任务、上交利税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都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主力。不能因为后来分到企业、分到机关两条赛道，同样被认定的视同工龄，核算标准就不一样。大家追求的不是特殊照顾，而是规则统一：视同年限的认定标准、视同缴费指数规则，统一尺度，同等工龄同等核算，消除制度性的差别对待。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看清，这套差异，是历史分步改革形成的，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直接合并统一。 养老保险并轨改革，是2014年之后才落地的，目标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和企业一样，实行统账结合、个人缴费的模式，打破过去的双轨制。改革采取老人老办法、新人新制度、中人过渡的稳妥方案，设置过渡期，平稳衔接待遇，避免待遇出现剧烈波动。 当初两套视同规则分开设计，有历史背景：企业养老制度先行改革，各地自主制定过渡性养老金、视同指数细则；机关事业单位改革晚，配套设计了和职级挂钩的指数、职业年金制度。两套体系各自运行多年，各地已经形成成熟的核算台账，存量退休人员数量庞大，如果直接把企业视同缴费指数全部对标机关事业单位标准，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，各地财政承受能力不一样，很难一步到位落地。 同时也要区分两个概念：统一视同工龄计发规则，不等于养老金最终数额完全一样。 就算视同年限的核算办法统一了，后续实际缴费阶段，缴费基数、缴费年限、退休当年养老金计发基数，依然会影响最终养老金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改革之后，长期缴费基数普遍偏高，按照“长缴多得、多缴多得”原则，这部分差异属于统一制度下正常形成的差距；而大家集中诉求的，是“视同工龄这一段”，不能因为身份不同，套用两套公式、两套指数。 市场里面呼声比较集中的优化方向，不是简单照搬机关全部待遇，而是分类优化： 第一，统一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口径。相同历史阶段，符合条件的连续工龄，认定标准统一，不区分企业和机关身份。 第二，优化企业视同缴费指数机制。改变多数地区固定1.0一刀切的做法，对于早年有中级、高级职称、技术岗位的国企老职工，研究配套合理的视同指数区间，兼顾技术贡献。 第三，稳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。年金是补充养老，不是机关专属，推动更多企业建立年金制度，慢慢缩小补充养老这块差距。 第四，优化每年养老金倾斜调整。对于工龄长、视同年限多的企退老同志，继续加大工龄倾斜力度，逐步熨平历史形成的待遇落差。 也要理性看到边界：政策调整讲究法不溯及既往，已经办理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，和以后新退休人员的规则，往往是分开考量。就算调整视同核算办法，大概率会采取新老划断、分步推进的方式，很难一夜之间全部重新核算所有已经退休老人的养老金。 近些年国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