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特尔特在10月30日签了一份弃权书。措辞很客气：“恭敬地放弃”11月2日上午10点出庭的权利，指示律师处理程序性事务。第三审判庭已经批准，由英国律师彼得·海恩斯代为出席。这不是对抗，是精算。 他出席过第三次和第四次状况会议，那是他2025年3月被捕后第一次亲自出现在法官面前。审判前最后一次程序会议，他选择不出席。该露面的场合露面，该省掉的场合省掉。缺席本身在说话。 11月2日的会议要敲定检方证人名单、举证时间分配、双方同意的事实和法庭保护措施。这些是审判的骨架。杜特尔特把骨架交给律师去搭，自己留在羁押室里。骨架搭成什么样，他不在乎。他在乎的是11月30日审判开始那天，自己以什么姿态坐进被告席。 受害者那边在动。ICC登记处10月28日传了一份文件给第三审判庭：46份申请，96个人，归类为“Group A”，也就是“明确符合”受害者资格。如果被正式接纳，他们会加入预审阶段已经批准的539名受害者。数字在往上涨。 还有4份申请被归为“Group C”，意思是登记处“无法明确判定”。另外16名此前已获准参与的受害者，被登记处认定“超出当前指控范围”。受害者资格本身也在被筛选、被切割、被重新划线。谁算受害者，谁不算，这场官司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在打了。 指控的范围很清楚。三项反人类罪，涉及谋杀和谋杀未遂，时间跨度从2011年11月到2019年3月。覆盖达沃市市长任内与“达沃行刑队”相关的杀人，总统任内针对高价值目标的行动，以及 barangay 禁毒行动中的杀戮。官方警察记录死亡六千余人，人权组织估计接近三万。 “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的国家。”这句话放在海牙的法庭里，功能很明确：把法律问题翻译成忠诚问题。你们在讨论谋杀，我在讨论爱国。你们在数尸体，我在说主权。翻译一旦完成，被告席就变成了讲台，起诉书就变成了政治文件。 但96份受害者申请，每一份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人。一个在禁毒行动中失去父亲的人，一个在达沃街头等不到儿子回家的人。他们的名字在保密文件里，不在讲台上。杜特尔特的“国家”很大，大到可以装下六千到三万条命。受害者的“国家”很小，小到只剩一张缺席的椅子。 马科斯政府在旁边看着。2025年3月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马尼拉，刚下飞机就被拘留，几天后移交海牙。同年，禁毒战争的主要执行者、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被ICC发出逮捕令，马科斯政府悬赏五千万比索抓人。杜特尔特家族和马科斯家族的联盟已经碎了，ICC的程序成了菲律宾国内政治清算的一把顺手工具。 杜特尔特10月8日刚被第三审判庭裁定“适合受审”。三名独立医学专家一致认定他能够理解指控、参加庭审、与律师沟通。一个月后，他放弃出庭。适合受审，但不适合出席一场程序会议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法律上不矛盾，政治上很刺眼。 11月30日审判开始，他必须亲自到场。《罗马规约》写得很死，身体状况被 cleared 之后，亲自出席是义务，不是选项。弃权书只对11月2日有效。十月底的这场缺席，是他在还能选择不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，把“不出席”这个动作本身用掉。 用在哪里，很清楚。留给11月30日的，是一个被羁押了二十个月、被裁定适合受审、然后选择跳过审判前最后一次露面的八十一岁老人。律师在会议室里搭骨架，受害者在保密文件里等资格认定，他在羁押室里等开庭。缺席不是沉默。缺席是提前写好的第一句辩护词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