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京报记者 胡倩 实习生 张跃然 编辑 胡杰 校对 杨利 刑满释放前8天，被告人马某林的罪名由盗窃改判为抢劫罪，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。 审判席上，听到改判结果，马某林的神色归于平静，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（下称“最高检”）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豪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五年前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时，多名庭审在场人员向李豪回忆，马某林“笑得很轻松”，没有选择上诉，“他认为自己已然取得了胜利。” 2015年，甘肃省临夏市经营烟花爆竹店的女老板怡某红被害，临夏州人民检察院以马某林涉嫌抢劫罪、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。但一审、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在案证据尚不能证实马某林与怡某红之死存在直接关系，仅认定其持怡某银行卡盗取28.4万元。 此后，怡某红遇害一案成为经年“悬案”，摆在承办检察官面前的，是一桩嫌疑人坚持“零口供”无罪辩解、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“疑罪”。 2022年，最高检关注到此案，当年8月，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检提出抗诉。在通过技术手段获取最新证据后，2023年12月，最高检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诉。一个月后，最高法作出再审决定。 2026年8月，最高检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，均为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。其中，马某林抢劫再审抗诉案在列。“该案系最高检在工作中发现，交办下级检察院复查，上下两级检察机关形成监督合力，予以纠正。”李豪介绍。 这也体现了该案的指导性价值，多位受访法学专家告诉新京报记者， 马某林再审抗诉案向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思考命题：何为“疑罪”？“疑罪”去“疑”，司法机关应当如何构建完整的证据链？ “悬案” “刚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原审法院判的有问题。”李豪告诉新京报记者，2022年上半年，初次接手马某林案，他的第一感受是，全案事实脉络较为清晰，“本不该成为一桩‘悬案’。” 据临夏市公安局受案登记表，2015年6月8日，市民王龙（化名）报案称，其妻子怡某红于13天前离家出走，家人多方寻找均杳无音信，“我们担心她遭遇不测。” 小区监控镜头显示，2015年5月25日晚，怡某红独自从小区离开，朝自家烟花爆竹批发店方向走去，步态正常，没有携带任何包裹或物品。 ▲怡某红失踪后，马某林多次男扮女装前往银行自助机取款。受访者供图 26日一早，平时没有发短信习惯的怡某红突然向女儿及弟弟先后发送短信：“我今早和三人开着车到九寨沟浪（玩）去了……”被要求回电后，她又于31日凌晨回复：“本来明天要回来，但又想再浪一段时间，我们安安静静再浪上个二十几天……”之后便未再有消息。 直到近一个月后，6月17日，在家中一部闲置的旧手机上，王龙发现妻子的银行卡钱款被多次支取。侦查人员发现，怡某红发短信称出去玩的第二天深夜，就有人通过银行ATM机提现2万元。之后的十余天，取款人又多次以单日最高额度提取现金，共计28.4万元。 警方由此推断，失踪人员怡某红可能遭他人绑架，遂将该案立为绑架案进行侦查。 银行的监控画面中，取款人以大号口罩遮脸，刘海下仅露出眉毛与眼睛，先后变换装扮：时而齐肩卷发，穿黑色V领修身长袖；时而齐脖短发，穿女式蓝色印花短袖。通过交通卡口、监控探头及轨迹追踪，警方确认蒙面人为男扮女装，马某林有重大作案嫌疑。 道路监控记录显示，怡某红失踪当晚，在其走出小区的同一时段，马某林独自驾驶一辆黑色轿车进入临夏市，出现在怡家店铺附近。车辆在市区停留的半小时内，除在店铺附近短暂逗留，没有其他停车迹象。离开临夏时，副驾驶座位上出现了一名女性乘客。 警方截取监控下该人员脸部截图，经兰州市公安局刑科所影像处理专家技术复原、画像，得出的画像与怡某红“极为相似”。侦查人员由此推断，副驾驶乘车人正是怡某红。 6月21日，马某林在家门口被抓获。民警当场从其衣服口袋内查获怡某红的银行卡，在家中客厅沙发底部夹层内起获现金32万元，在杂物堆里搜出黑色女式假发、女士短袖上衣、白色口罩……经比对核实，这些物品正是监控中嫌疑人用于伪装身份、实施取款的道具。 ▲在马某林住宅的沙发底部夹层内，警方查获30余万元现金。受访者供图 马某林被刑事拘留后，其堂弟向警方提供了相关线索：5月25日下午，也就是怡某红失踪当天，马某林曾向其借用过一辆黑色轿车，直至第二日早上5点左右归还，“我将车开回家后，发现车后排的脚垫上有四、五滴‘滴落状’血迹，后排座位中间被什么液体弄湿了，还有几根女士头发，副驾驶座上遗留一个女士发夹。”经公安司法鉴定，脚垫上的血迹系怡某红所留。 堂弟还提到，5月26日早上5时许，他接到马某林的电话，对方告诉他：“你的车不走了，我干不来（意指处理不了）。”堂弟赶到一半山坡处，车子就停放在马路旁。他回忆，到达后，马某林拉开车门对他说：“昨晚拉的一对夫妇中的媳妇流鼻血，我看一下你的车上是否有这个妇女的鼻血。”随后，马某林用手扫了扫车座垫。 堂弟发动车辆时察